我心中永远的父亲
父亲44岁生我,今年107岁。
怎样纪念父亲?是给天国的父亲献上一束白菊花,以示祭奠?还是注入巨资,营造一座“巍峨陵园”,引来扫墓者驻足观看!
献花固然真诚,“陵园”当然巍峨,但都不能反映父亲的平凡和伟大。
记录父亲的平凡,证明他的伟大,只好借助涂鸦和文字。我不是画家,给父亲一个“速写”;我不是雕塑家,还父亲一个“真身”。只有通过回忆,将父亲的“桩桩往事”串联起来,写成一篇文章,以示纪念。
世上写不完的书,那便是父亲。
父亲离我而去已41年,我由北门街的小孩,已成了北门街的老人。你的“猛崽”,由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也“衰落”成弯腰鸵背的“小老头”。今年是庚子年,我在世上磕磕碰碰也走了63年,纵观其变,人间虽不乏阳光,但归根到底,人人都是一首“苦难的歌”。
41年过去了,你的恩情,儿深有感触:人世间,只有大疼小,没有小疼大。你在世时,没吃过我一顿饭,没花过我一分钱;你去世后,2011年尽管姐弟俩为你和母亲建起了一座“巍峨陵园”,但除了清明节祭奠外,平时极少去过,哪怕是到“陵园”看看,顺便除除草、培培土、扫扫地……
你这一生,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你生我养我,儿子赎身难报。
多少年了,我日思梦想欲为你“立传”,为你写一首“卑微者之歌”,但生活的拖累,无瑕提笔。
41年后的今天,冥冥之中,梦中的你突然唤醒我的良知。一声“为命是从”的召唤,一股无法控制的创作冲动,催我敲响了键盘!诉说你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值此九月九日中国传统的父亲节来临之即,写成此文,谨以纪念我的父亲,并以此文献给天下故去的父亲。
第一章 一把小蒲扇
一九六一年的冬天,下了几天鹅毛大雪后,晚上又下了一夜盐雪,瓦沟里的雪花,经过一夜的物理变化,由雪花变成冰水,再凝固为冰棍。
一夜醒来,北门街二边的瓦檐下挂满了一根根晶莹玉透的冰棍。每个大门都紧闭着,寒风好像跟人过不去似的,肆虐地往门缝一个劲地灌。清早的严寒,掩没了熹微的晨光,整个北门街冷静的可怕。
在一个傍晚的时分,冷得瑟瑟发抖的母亲和小姐正坐在火盆边伸着手取暖。由木炭燃烧起来的红色火苗往上蹿,发出“嗤嗤”的响声,将整个房间照得一遍通红。
孩提时的我好像不知道冷,一个劲地在屋里蹦蹦跳跳,一会儿穿过高桌,一会儿爬上高凳,当爬上高凳时,由于身体失去了平衡,从凳上摔下来,一屁股跌坐在火盆里,一条单裤遇火马上燃烧起来,我被烧得哇哇大哭起来。
突发的变故,母亲顿时吓傻了,舌头也不听使唤,小姐也被吓蒙了头,不知所措。父亲听到了哭声,一个箭步从厢屋飞出,把我从火盆里提了出来,妈妈和小姐反应过来后,一起将我身上的火扑灭。
“快打盆冷水来!”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大叫一声,母亲马上端来了一盆冷水,父亲小心翼翼的帮我清洗伤口。“拿瓶酱油来!”母亲又从厨房拿来了一瓶酱油,父亲用手背抹掉脸上的汗珠,轻轻地用酱油在我屁股上涂了一遍又一遍。此时的他仿佛是一位大夫,母亲好像是一位护士,经过紧张有序的“手术”后,这时才轻轻地松了口气。
这民间土方,竟然产生了奇效,屁股上的温度降低了,疼痛减轻了。父亲看我疼痛有了缓解,双手将我捧起来,将我轻轻地反放在床上。
面对儿子的呻吟,父亲心如刀绞,他蹲下身“吧嗒吧嗒”地抽起了旱烟。
1961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大跃进采取了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当时采取供给制,16俩的秤,大人8两米一天,小孩3两米一天。人们为了填满肚子,不得不去田野扯野菜,到山上刮树皮。
面对儿子的惨状,当时饭都吃不饱,那有钱住院治疗。他只好无可奈何的不言不语的坐着,他那瘦削的脸庞泛起了皱纹,神色变得既黯淡又忧伤。
妈妈这时用浸湿的毛巾敷在我的伤口上给我降温,便问我:“好受些吗?”我点了点头;父亲从衣柜顶上找来一把小蒲扇给我扇风,便俯下身问我:“舒服点吗?”我点了点头。
为了减轻我的痛苦,父亲一会儿帮我左边侧着睡,一会儿帮我右边侧着睡。整整一夜,父亲手中的小蒲扇没有停过,“呼呼,呼呼……”一阵阵凉爽的风轻柔地吹了过来,使我倍感舒爽,我在迷迷糊糊中不知不觉的睡觉了。
到第二天早晨,我蓦地醒过来一看,父亲闭着眼好像睡了,但手中的小蒲扇还在慢悠悠地摇摆着。这感人的一幕,深深的融进了我的心扉……
第二章 井架上远去的辘轳
1958年父亲由一名打工仔,公私合营进入酒厂工作。当时的酒厂规模很小,说是酒厂,不如说是一个小作坊更恰当,小作坊位于现在的老正街170号。
到了打酱油的年纪,我经常提着篮子为父亲送饭。从北门街左拐右拐后,一路下坡来到酒厂。
酒厂挂了牌没有,我没有印像了。它前面是一条用青石铺成的大街,后面是川流不息的永乐河。进门的左边是一间简易的办公室,赵义仁会计在此办公。右边是一条暖窝用的水泥粉成的高台,台子上每隔50公分是一个放酒缸的圆形洞口,一眼扫过有10多个。
厂房幽深窄长,足有100米长。往里走越走越低,房间显得阴凉潮湿。厂中部放着10多个酒缸,还有许多盛糯饭的簸箕。来到房子的尽头,是一个小门,从小门出去,是我们的母亲河。
河流从牌楼乡方向七弯八拐的经过县城,在县城拐弯过去500米左右便是一个深潭,深潭清澈见底,游鱼往来穿梭。
在河岸边的深潭上用几十根彬树搭成了一个十多米高的井架,井台上铺上木板,一根圆木从木制辘轳中穿过,悬挂在井台上空,一根粗大的绳索将二个圆形木桶一头一个打着死结,父亲站在井台上弯腰撅腚,用力拉动井绳,辘轳发出了一声声“咿哑—,咿哑—”的呻吟声,不一会儿,一桶!二桶!三桶…..的水便打了上来。
打上来的水一担担挑到厂内,首先将糯饭倒在酒缸内,反复用水抄匀几道,使糯饭一粒粒分开,再放在簸箕上散开,让它降温……
不管春夏秋冬,父亲日复一日都要这样辛苦的劳动着,一个人兢兢业业,从不知道叫苦。
如果到了盛夏酷署,太阳像个火球似的悬在头顶,那天气仿佛跟他作对似的,闷热得要命,更使他难受。当代歌曲《命运不是辘轳》唱道:“命运不是那辘轳,把那井绳缠在自己身上;女人不是泥呀男人不是筐,命运不是那辘轳要挣断那井绳牛铃摇春光。”
韦唯原唱的《命运不是辘轳》,描写了辘栌总是被井绳缠绕,要挣破井绳,寓意与命运抗争。我的父亲仿佛是一个呆板的辘轳,从来没有达到挣脱井绳的境界,他只有参加工作后翻身得解放的喜悦和卖力拿工资养家糊口的愿望。
当年井架上的辘轳已经远去了,老柳树还矗立在河堤上,鱼翔浅底的画面再也见不到了,只有凤凰山的雾气,荡漾着一抹幽蓝,这蓝色时时召唤你,引诱你,逗起你的无尽遐想。
第三章 父亲对我的启蒙
一九六六年正月的一个夜晚,我和小伙伴们在灰暗的路灯下玩“跳屋”的游戏,“小毛——,快回来。”听到了母亲的叫唤,我跑进厅屋,父亲正拿着一支毛笔,方桌上铺着几张发黄的白纸,白纸旁边摆着砚台和墨汁。妈妈悄声告诉我,父亲要替我开笔。
民国时期父亲上过四年私塾,懂得在孩子启蒙时,要在孔子的神位下行三跪九叩之礼。新中国了,父亲知道对孔子行礼不行了,便变通着叫我给毛主席行三跪九叩之礼。礼毕,接过父亲的毛笔,歪歪斜斜仿写了父亲写的“人”字。开笔后,一种读书的喜悦,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兴奋从心底涌上脸颊。
出了正月十五,小姐带我去二完小报名,老师叫张金莲,安平镇人,她身材高大,一脸雀斑,眼神非常严厉。她叫我从一数到一百,我数到88就不知道数了。
望着严厉的张老师,我一脸通红。
“这孩子,还要得。”张老师停顿了一会,终于说了话,便在三十一班学生花名册上登记入册。
张老师的话过去五十多年了,此今记忆犹新。回想自己的一生,那时张老师对我的测试、评价是对我平庸的一生最好的诠释。
屁股还没坐热,文革便开始了,这年造反派到县委、人委提了九颗公章,发生了“九月夺权”事件。
二完小成立了以青年教师吴友耀(东安人)为首的造反派组织“从头越”,造反派将原副校长张家源揪回来进行批斗,张微我、李玉佳、陈若兰、陈慧英、刘春娥老师陪斗。我们当时还小,跟着喊口号:“造反有理!”受到革命的洗礼后的我,回到家里便热血沸腾,写出“文攻武卫”几个大字张贴在木格子窗户上。路过的行人惊讶的望着几个大字,都摇晃着脑袋,发出几声叹息。
北门街是剧院的所在地,“工总”的阳玲和“工联”常秀兰为争演“李铁梅”,二大派组织正在小巷里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工总”取胜,阳玲主演“李铁梅”,王明杰演李玉和,童凤娇演李奶奶。
晚上演《红灯记》时,整个剧院挤得爆满。样板戏一板一眼的唱腔从剧院里传出,使北门街的孩子心醉神迷。大点的急不可奈地翻墙入院;小点的,急中生智从家里拿来铁丝磨成尖,将红漆的木制大门钻个洞往里偷看。
里面的小孩有的调皮用背将洞口堵住,有些恶作剧的往外吐口水。当轮到我偷看时,被吐了一眼,我恼羞成怒,回到家从筅帚上拔下一根竹刺,当里面的孩子向外面“侦探”时,我便用竹剌往里一刺。
这一刺,不偏不倚,正刺中一个孩子的眼睛。一会儿便听到了孩子的哭叫声。我想撞了大祸,呆呆的站着,脸色虽然没变,嘴唇却发白了。
叭嗒一声门开了,一股旋风转出来,孩子的父亲用犀利的眼光凝视着我,我不由打了个寒噤。孩子的父亲顾不得训诫我,急忙地抱着孩子赶往医院急治。
父亲知道后,拧着我的耳朵将我提了回来,他阴沉着脸,脸腮抽搐着,眼中喷射出怒火,二话没说,丢下我,便是一记重重的耳光。我当时被打得趔趔趄趄,父亲气休休的对我说:“供你读书,不是让你变猪。”
我看见父亲眼中的父爱和愤怒从他混浊的泪花里透露出来。它第一次让我感到生命的痛疼。
这件事过去几十年了,做爷爷的我常常仰望天空,心中涌现出这件让我痛彻心扉的往事,我几次想跟受害者道谦,当面时欲言又止。时到今日,我懂得了,父亲给我启蒙时的深刻内涵。
父亲虽然走了将近半个世纪,但他训诫的目光仍然引导我沿着做人的大道迤逦前行。
第四章 父亲的去世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进入1979年,初夏的早晨,副食品加工厂笼罩在的薄薄微雾中。这时,大阳还没有出来,永乐河吹来的暖风,还带着潮湿的寒意,苦楝树上尚未转绿的叶子,在夹带着寒意的暖风吹动下颤抖着。
平时无痛无病的父亲终于病倒在留任的岗位上,付食品加工厂厂长刘头仔、工会主席张七娇知道后,马上派车间主任张冬梅,工人师傅谢都仔、罗玉峰、贺正德抬着父亲送到人民医院抢救。
吴毛妹跑到我家告诉母亲,“胡师傅不行了。”
母亲接到通知,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急匆匆地移动着小脚和孩子们一道来到人民医院。那时的住院部,没有现在的高大气派,只有一排排低矮的红砖瓦屋,当我们赶到病房时,父亲直直地躺在病床上,一个氧气瓶立在父亲的床头,鼻孔插着氧气管,一根针头刺入手背上的血管用胶布压住,吊瓶的液体正缓缓地把各种药物输进他若隐若现的血管……
全家十多个人都围着病榻边站立在。病房非常安静,能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到,我什么也不敢问,只是默默地站在旁边看着父亲,他变得瘦弱憔悴,眼窝深陷,一脸苍白。那一刻,我的眼泪簌簌流下,父亲退休才三年,没休息过一天,难道阎王就这样狠心的要将父亲召走?
当时我才22岁,年少无知,还不懂得生命的脆弱,我相信从没患过病的父亲一定会挺过来的。
大哥看看夜深了,安排姐姐们搀扶着母亲回去休息,我们三兄弟在医院守候。这天晚上,我们没有眨一下眼,熬过了漫长的夜晚,在不知不觉中迎来了夏日的早晨。
我揉了揉红肿的眼睛,推开窗户望外看,外面几个樟树枝繁叶茂,几只麻雀在枝叶中跳跃鸣叫,阳光洒在树叶上,地面上,氤氲出一片光明和温暖,这么晴朗的天空,我的心却被担心和恐惧的乌云笼罩着。
上午九点钟,主治医生刘军来查房,他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小声的告诉我,“你父亲得的是食道癌。”听到死刑一样的宣判,我被炸昏了,脑中嗡嗡的作响。
父亲!你才66岁,小女还没出阁,小儿还没成家。你怎么就忍心离我们而去呢?”我奔出病房,胳膊肘靠在走廊的墙壁上,身体随着啜泣而抽动着。
二个实习女护士,一个是安仁籍的刘小敏,另一个是益阳籍的,我已忘记了她的姓名,她们好心的安慰我,“莫哭了,好好照顾你父亲吧。”
经过几天的治疗,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氧没输了,只是打着滴。父亲是个爱干净的人,解手时都要我背着上卫生间,这种尽孝没有一个月,父亲病情突变,我担忧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患病的父亲神气昏沉,气如游丝。我叫了二声,父亲微微的睁开了眼睛,只见眼皮嘴唇似乎想动,但口里的气息只进不出,这时的他一句话,一点泪都没有了。
我叫来了刘军医生,他把了把脉说:“不行了,赶紧抬回去料理后事。”
听到这句话,平时积储的感情像洪水一样泛滥起来,我伏在父亲身上一阵嚎啕大哭。
父亲抬回来后,放在进大门的第一间厢房里。朱成格、郑臣进来了,他们都是精通礼节的街邻,在父亲咽气之前,让我穿上了寿衣。
二姐桂华也从广西柳州赶回来了,她虽是个医生,也无力挽留父亲的生命,只是低垂着头,让泪水任意流淌。
姐夫姐姐、大哥大嫂都来了,孙辈们也来了,一家人满脸乌云,都是来给父亲送终的。
“喊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喊呀!”朱成格说。
“爸爸!爸!”我们叫了起来。
“大声点!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爸爸!!爸爸!!”哥哥姐姐都喊了起来。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痛苦和不满。
“叫呀!快叫呀!”朱成格催促着。
“爸爸!!”
父亲,这时急促的喘着气,好久才恢复了平静。
“爸爸!!!”我还在呆头呆脑地喊着,一直到父亲咽了气。
夜已深沉,屋内外寂静的可怕,月亮一脸惨白,蹑手蹑脚地潜入房里,不知不觉地将父亲的双眼合上。
朱成格、郑臣叫我脱下了寿衣给父亲穿上。随后,郑臣点燃了烧纸,满屋又响起了一遍哭喊声,昏暗的灯泡在亲人哭喊声的冲击下,在空中不停地摇摆着……
第五章 父亲的出殡
一七的最后一天,父亲出殡了。
出殡是在一个毛雨霏霏的上午,整个北门街天低云垂,悲声大恸。那时经济困难,没有争奇斗艳的抬床,只用一床红色的旧毛毯盖在黑色的棺材上。
随着班头陈头生一声吆喝声,十六个轿夫齐声响应,棺柩起灵了。
姨父张露生扛着鸟竹,沿路散着纸钱,放着辣子炮在前面开道,大哥端着父亲的遗像,二哥拽棺,我和大姐夫扶棺,家人和亲戚每人手持哭竹,数步一跪,一路向肖家山对门弯葬地缓缓而行。
毛雨还在不停的下着,沿途的人们目送父亲的灵柩一路徐行,10多个花圈上的白色吊纸随风飘曳,火红的鞭炮逐个燃放,震天的鞭炮声,哀乐声一直响到葬地。
送葬的队伍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在厂长刘头仔带领下,全体干部职工停工为父亲送行。这里没有地位的尊卑,只有对一个老工人一生的肯定。
到了对门湾,雨突然停了,东方燃起了火红的朝霞,辉煌灿烂,仿佛天堂敞开大门,用满天绚丽的彩霞,迎接父亲的到来……
11时父亲入土为安,一个秃顶,梳着小分头、沉默寡言的卑微者,终于走完了66年短暂的人生历程。
父亲离开我41年了,我俩经常在梦中相见,他还是那样的不苟言笑。每当我从半夜中醒来仰视着遥远的天边,我仿佛看到了我忠厚勤劳、慈祥严厉的父亲,他仍然沉默寡言,静静地盘腿打坐,双手合十,祈祷子孙后代朝着忠厚做人,诗书传家的目标跋涉前行。